北京70条胡同年内实现“不停车”

首都图书馆B座9层，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射进来，已向读者开放整整两年的(de)(de)“四合书屋”日前迎来了他(tā)的主人——91岁(suì)的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先生。阎崇年现在依然坚持一周(yīzhōu)工作七天，但还是头一次(yīcì)面对媒体详尽讲述“四合书屋”的点点滴滴。他轻抚书柜，翻看手稿，检索凝聚着几十载心血的读书卡片。每一本书、每一张卡片、每一个物件，在5月的阳光中汇成一首动人的时光交响曲。 上图：阎崇年正在翻看读书卡片。本报记者(běnbàojìzhě) 崔家宁摄 “四合书屋”位于首图(shǒutú)北京地方文献阅览室内(nèi)，2023年5月13日向读者(dúzhě)开放。阎崇年说：“我感谢首都图书馆接纳了我，把我的四合书屋按原样搬了过来。” “雍正皇帝的书房叫四宜书屋，乾隆皇帝的书房叫三希堂，中国古代文人的书房都有自己的名字，我也想给(gěi)自己的书房起个名字。”阎崇年看过无数历史人物传记，总结前人(qiánrén)得失(déshī)，他(tā)探究出一个关键词——“四合”，即“同天合，同地合(tóngdìhé)，同人合，同己(tóngjǐ)合”。他认为凡成功者无不顺应“四合”，失败者无不违背“四合”，“四合书屋”于是成为他书房的名号。 走进书屋，看着相伴多年的藏书、手稿、书柜、书桌，阎崇年面露(miànlù)欣喜。驻足在百衲本“二十四史”前，他翻动(fāndòng)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不免忆及往事——当年到图书馆看“二十四史”需要开介绍信，管理员戴手套(shǒutào)拿出来，读者要戴手套才能(cáinéng)阅览。“现在不一样，如果读者到四合书屋来看书，跟管理老师说一声就可以(kěyǐ)了。” 拥有百衲本“二十四史”是阎崇年年轻时就有的梦想，但(dàn)直到2023年才得偿所愿。“二十几岁就想买，但一钱不够，二没地儿放(fàng)。”2023年参加(cānjiā)中国书店成立70周年庆典(qìngdiǎn)时，梦想触手可及，但听闻一套要60万元时，他再次陷入沉默。机缘巧合，阎崇年通过朋友引荐结识两位民营企业(mínyíngqǐyè)家史超和阙超，二人都是阎崇年《百家讲坛》的粉丝，听闻阎先生这一梦想，两人商议合力买下，以阎崇年名义捐给(juāngěi)首都图书馆，让它与万千(wànqiān)读者谋面(móumiàn)。而中国书店也为了这项公益事业，将售价打折降至40万元。 四合(sìhé)书屋墙上，国画家马振声的《杜甫登高图》气韵生动、书法家苏士澍的《望岳》笔力遒劲，书画家赠予阎崇年的佳作，都是“以文会友”的生动见证。这里每一(měiyī)本书、每一个物件都有来历，都有故事(gùshì)，连书桌下铺的羊毛地毯都藏着往事。阎崇年回忆(huíyì)说，地毯是从(shìcóng)蒙古国首都(shǒudū)乌兰巴托运回北京的，当年去蒙古国参加(cānjiā)国际学术会议，他听从当地(dāngdì)人建议来到中国援建的百货大楼，一眼就相中了它，“当时这种纯羊毛地毯北京要2000元，当地只要400元。它也可以说是中蒙两国人民友谊的纪念。” 60余年专注(zhuānzhù)“努尔哈赤” 迄今，阎崇年不同版本的著作有100多种、论文600多篇，这(zhè)1000多万字汇聚在(zài)26卷的《阎崇年文集》里。阎崇年说：“这是我60年的心血，总结了(le)我在清史、满学、北京史等(děng)领域的学术成果。” “我(wǒ)研究清史，就从研究努尔哈赤开始。”在四合书屋的(de)展陈柜里，收入《阎崇年文集》的《努尔哈赤传》校对稿(gǎo)正静待读者到来。很多读者不知道的是，这部发端于62年前的著作，既(jì)是阎崇年进入清史研究的“入门券”，也承载着他对未来的美好期待。 60多年前，阎崇年听从中国科学院教授(jiàoshòu)杨向奎的(de)建议，从先秦史转攻清史，但到底如何研究，他(tā)心里没底。直到请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白寿彝后，才豁然开朗，“他说树(shù)有根，水有源，清史的根和源就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这里。” 从1963年开始，阎崇年花了20年写(xiě)就《努尔哈赤传(chuán)》。他展示着1982年北京出版社的《努尔哈赤传》校样，纸张泛黄，红笔、蓝笔标注的校改随处可见。25万字的《努尔哈赤传》于1983年终(niánzhōng)获出版，朋友称他拥有了登上清史研究殿堂(diàntáng)的“入门券”。 阎崇年后来又结识了宋史大家(dàjiā)邓广铭(dèngguǎngmíng)先生，邓广铭所著的《岳飞传》《北宋政治(zhèngzhì)改革家王安石(wángānshí)》，每10年必修订一次。“邓先生说好书如果能修订3次，30年就一定(yídìng)是传世之作。”阎崇年深受震撼，1993年、2003年、2013年、2023年，《努尔哈赤传》每隔10年进行一次修订。阎崇年说，“老天爷赏识我的话，我想2033年进行第五次(dìwǔcì)修订，那个时候我就100岁了。” “这是我读《尚书》时做的笔记。”四合书屋陈列柜里还展陈着阎崇年(yánchóngnián)用钢笔(gāngbǐ)工工整整写的一张张读书卡片，其中最早的“诞生”于上世纪60年代。阎崇年说，几十年来，像(xiàng)这样(zhèyàng)的读书卡片他写了(le)几万张。这几万张卡片，有的是阎崇年在图书馆摘抄的，有的则是在中国书店站在书架前抄的。他难忘在中国书店抄书的画面，一大早骑车奔往书店，随身带的窝头(wōtóu)搁在炉沿上烤着，铁壶在炉子上冒着热气，寒冷(hánlěng)的冬天充满暖意。 “那个时候没有电脑，没有网络，也没有数字化，完全靠手抄。”关于这几万张卡片(kǎpiàn)的管理、查找(cházhǎo)，阎崇年摸索出一套办法。比如他将与北京历史(lìshǐ)有关的卡片放置一处，并细分故宫、颐和园(yíhéyuán)、北海、太庙等类别，需要时就(jiù)能很快找到。时光流逝，卡片容器也逐步升级，从鞋盒、木头盒、卡片盒，直到如今的卡片柜。 上世纪90年代(niándài)，阎崇年(yánchóngnián)的抄书历史随着电脑(diànnǎo)普及逐步画上句号，“我是从四通打字开始，286、386、486电脑一直这么追下来，现在追到数字化，追到AI。” 深耕学海60余载，技术不断(bùduàn)更新，但阎崇年的(de)研究宗旨未曾改变，“一是慎始善终；二是(èrshì)心一力一；三是求真求理；四是澡德日新；五是以师为范。”他打了一个比方，奶牛早上到(dào)山里去(qù)吃(chī)草，拼命吃上一天，晚上回到圈里不断反刍，最后才会产出牛奶，“学者也是一样，要日复一日地采撷、咀嚼、反刍、回味，不断地看书、做卡片，不断地思考、研究，不断地发表文章(fābiǎowénzhāng)，最后结成的学术结晶就是出书。” “我从5岁开始学(xué)认字、学写字，到现在80多年了，就没离开过书。”四合书屋里陈列各类图书6000余册，它们如同(rútóng)向导，引领读者进入一个学者的阅读人生(rénshēng)。 “书，一直是我的生命所在，也一直是我的乐趣所在。”总结自己(zìjǐ)80余年的读书体会，阎崇年一一列举了(le)六条—— 读书增长知识，让生命的时间无限拉长，如同张元济先生所说，“人生(rénshēng)第一等好事(hǎoshì)还是(háishì)读书”；读书激发智慧(zhìhuì)，努尔哈赤(nǔěrhāchì)出身贫寒，白手起家，他热爱阅读《三国演义》，在萨尔浒大战之所以得胜，正是凭借智慧胜出；读书涵养性情，读书才能(cáinéng)知书达礼，才能知进知止；读书利于康寿，据康熙做的统计，读书多了，贪欲少、内心平静、心胸开阔，自然(zìrán)有利于身体健康；读书能以文会友；坚持读书，能建立书香家庭，阎崇年三个儿子皆热爱阅读，小儿子阎天从小就(jiù)大量阅读，对家里藏书(cángshū)再熟悉不过，阎崇年常常按照他的指点按图索骥，屡次成功寻得藏书。 面对AI的横空出世，面对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，阎崇年自有独到观察。“智能文化趋势不可阻挡，我们(wǒmen)应该适应，但同时我觉得AI也好，智能也好，数字化也好，都是掌握知识的工具(gōngjù)，它不具有(jùyǒu)原创性(yuánchuàngxìng)，不具有原典性。不能代替原创，也不能代替原典。” “我们活着，就是为大家服务。我最后能够为大家服务的事情就是把(bǎ)我收藏的这几(jǐ)万册图书陆续捐给首都图书馆。”阎崇年说，希望大家多来四合书屋转一转，看一看(kànyīkàn)。